编者按：作为国家顶层设计的“一带一路”战略和新常态下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而推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尤其在国际产能合作的背景下，前者以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为目的，通过与沿线沿路发展中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实现互联互通的同时，也为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和改革瘦身、提质增效指明了方向，后者则提供了具体的政策指导。一直以来，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中都发挥着领头羊的重要作用。新常态下，国有企业更应在创新改革之路上率先行动，实现“一带一路”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统一。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和概念
自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其深层次的影响正在逐渐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成为新常态，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格局都酝酿着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是潮流和趋势所在。全球化带来的经济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呼唤各国进行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多年依靠资源投入来推动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产业和经济结构需要调整，产能过剩、外汇资产过剩、油气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等等。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2013年9月和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合称“一带一路”。这一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旨在依靠中国与相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和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通过与沿线沿路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加强经贸合作，加强投资合作，发展经济，构建稳定的外部环境，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的。“一带一路”是突破性，全局性的长期战略，是国家顶层战略设计和行动布局，是打造中国与相关各国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当然，一带一路实施的根本目的是推动中国经济全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引领中国经济领域深化改革与更加开放的基本国策。因此，应当是全球化视野的实施，不可仅仅局限于沿线国家。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出背景和意义
自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在经历多年高速发展后，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甚至可能在进入下行通道时进一步变成中速增长。同时，经济发展模式也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集约增长。但是，尽管早在“九五”计划期间国家就提出了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转变为集约这一目标，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的目标迄今仍未实现，仍然需要较长时期。
中国的供需关系存在着结构性失衡。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产能过剩很严重。截至2015年12月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产能过剩的企业占据着大量人力、资金、土地资源，使得生产以及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
为了适应新常态，改变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结构性问题之一就是产业结构问题。在目前产能过剩的背景下，淘汰落后产能及低端制造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倒逼整体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和科技含量，进而真正建立以装备制造业为核心的中国工业体系的基石，真正夯实国家竞争力，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的。
2016年1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习近平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2016年5月18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中央企业深化改革瘦身健体工作方案》，今后将采取五大主要措施推动国有企业瘦身健体、提质增效。首先就是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清理退出一批，多种方式加快“僵尸企业”重组整合和市场出清，大力压缩过剩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重组整合一批，推动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实行产业链纵向、横向联合，鼓励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股权融合、战略合作、资源整合。创新发展一批，加大投入力度，对国家战略需要、国有企业有优势有基础的互联网、智能制造、高铁等产业予以重点支持。
三、“一带一路”战略与供给侧改革相辅相成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发展战略构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经济学的视角看，亦是一场宏大的经济革命。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看，开启了一个共赢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时代。在国际产能合作的背景下，“一带一路”提出的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移为主要抓手的发展合作新模式，对于国际发展意义深远。它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的“和”与中国传统经济理念中的“互利共赢”，立足于全球产业结构及产能合作，充分考虑到“一带一路”各参与国的基本国情和产业发展，并结合了自身在基础设施建设、电力、交通、制造业等诸多行业的产能优势和资源优势，是全面开放的新型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提出五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是基础，通过帮助沿线沿路国家改善和修建各类基础设施，真正联通亚欧非大陆，促进货物贸易增长、服务贸易增长和直接投资的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延路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薄弱，工业生产力不足，商品供应水平偏低，国民经济领域大部分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类似我们九十年代前后的水平，政府和普通民众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充满了渴望。但这些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能力整体不足，缺乏资金和技术。而中国企业经过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也拥有设备先进实用、技术成熟可靠、有竞争力的优势产能。通过对沿线沿路国家进行投资，一方面可以释放庞大的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可以转移中国在诸多行业的富余产能，这些对中国富余的产能和落后的设备、技术和工艺恰恰是沿线沿路发展中国家所迫切需要的。需要澄清的是，中国输出的过剩产能，不是过时、陈旧、劣质的产能，而是优质和与时俱进的产能，是符合沿线沿路国家目前特定经济发展阶段的，是在国际市场竞争环境下形成的、经过了中国国内多年改进发展的成熟产能，既符合众多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也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需求。
因此，从国际产能合作及改变中国现有产业结构来说，“一带一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谋而和，相辅相成。前者是百年大计的长期战略，后者是近期的行动纲领。而这一战略的实施，这一纲领的践行，可以同时通过企业的海外投资来实现。拥有产能优势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需要通过“走出去”来为富余产能等找到更大的市场空间和资源配置范围，在平衡中国经济的同时，也有效推动沿线沿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其带来脱贫的机会，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共赢。
中国企业广泛的海外投资还将改变过多依靠内需的发展模式，实现中国经济全球配置，中国经济真正融入全球经济，客观上最终实现供给侧和结构性调整的目的。在全球视野下，更能够有效降低美国主导的TPP和TIPP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有助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实现。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能够与市场化、商业化思维和国有企业走出去相互结合，则将有利于调整的实施、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创新和企业治理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进而实现供给侧改革的目的。
四、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是“一带一路”战略和供给侧改革的有力推手
在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中，国有企业为主力军，其中中央企业是“走出去”的主要力量。截至2014年底，共有107家中央企业在境外设立了8515家分支机构，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有80多家央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比较有代表性的央企包括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中国移动、中国电网、南方电网、中国建材集团、中国电建等。
根据国资委提供的数据，“十二五”以来，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从2.7万亿元增加到4.9万亿元，超过两个泰国的GDP总和；年均增长12.2%。中央企业对外投资额约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70%，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约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60%，尤其在推动电力、轨道交通、建材等领域装备走出去方面，成绩斐然。
国务院第13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央企业深化改革瘦身健体工作方案》提出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要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国有企业应结合海外投资的经验教训，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提供的政策和金融支持，寻找与自身过剩产能相契合的投资空间，通过海外投资释放过剩产能，从而有效的实现重组整合，瘦身健体。同时还可以在与沿线沿路国家进行产能合作的过程中，有效实现产业链的整合和联合，培育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正好为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了明确抓手，提供了国家层面的信用、政策、金融和资本保障。目前，“一带一路”战略已从顶层设计阶段迈向实施阶段。中国企业也正在加速国际化的步伐，认真饯行三去一降一补的同时，寻找新的创新点，加速企业改革步伐。不可否认，“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要落到实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海外篇章的顺利书写，都离不开国有企业在沿线沿路国家海外投资的实施。中国资本国际化的大潮已经风起云涌。
我们也看到，目前重点行业之外的其它行业走出国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步伐缓慢。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鼓励企业从战略高度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做到国内国外两手都要硬，平衡单一市场风险的同时，也要反对运动化。不同行业类型的国有企业要因企制宜，要冷静分析：自身海外投资的需求是市场、技术还是富余产能输出或结合，往哪走和怎么走。
五、国有企业如何寻找产能合作契合点
国有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应遵照《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各项要求寻找契合点，并以此作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引领方向和基本依据。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例，首先要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及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
出海企业要认真研究自己的优势劣势，自己所处行业和领域的现状和产业布局情况，明确战略目标和主攻方向，通过调查研究，选择具有互补性或急需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重点国家和地区，选择好“往哪走”和国际化支点。要重视投资地政治、人文、市场、投资法律体系的研究与调查，有效发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等诸多优势。同时，更应避免原罪思维的出现而导致的投资风险，结合供给侧改革相关要求，设计自己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和投资计划。
当然，海外投资也并非一片坦途。结合笔者近十年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法律服务的经验，海外投资的风险点主要集中在前期准备、中期执行和后期整合三个阶段。许多企业在出海之初就未能确立完整准确的投资战略，中国式商业思维主导下的投资方案先天不足；信息不对称、未能有效发挥中介机构的作用、尽职调查不完整导致决策依据不足；未能严格依据“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实质性要求进行决策使风控流于形式；缺乏充分的整合规划和清晰的治理结构，难以实现企业文化融合等因素，导致并购完成后运营困难重重。这些都是国有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须特别重视的问题。
同时，在推动跨国产能合作，满足沿线国家的产能需求，促进其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还应避免核心技术和高端产能向投资地的转移，避免在海外复制一个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制造”生产基地，从而在未来遭遇国内产业与“一带一路”沿线产业左右手互搏的情景发生。
全球经济的全面复苏离不开中国的驱动力。在当前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之际，中国通过积极调整其经济政策，通过“一带一路”百年战略的顶层设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式推进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将避免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潜在风险，完成其产业结构的提升。而国有企业身处这一变革时代，更应抓住历史机会，以创新的精神，在结构性调整的背景下，努力探索多种国际合作模式，寻找调整与出海投资合作的契合点，使之互为作用、相辅相成。在“一带一路”的伟大历史召唤之下，以主力军的姿态，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任建芝系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一带一路法律服务研究会主任 中国国家律师学院、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兼职教授）
